1645年，順治二年。精銳的八旗軍，在31歲的豫親王多鐸的率領下，打過長江去，統一全中國。經過慘烈的戰鬥和更為慘烈的大屠殺之後，大明帝國的故都南京以及整個江南財賦重地，在屍山血海中相繼淪陷。
捷報傳來，剛剛定鼎北京不足一年的大清帝國自然一片歡騰。但是，帝國的領導核心、年僅33歲的攝政王多爾袞並不輕鬆。多爾袞在掌管這個正在迅速擴展的帝國的過程中，尤其是本以為柔弱溫順的江南人，卻意外地成為八旗軍征戰以來遇到的最為勇敢和堅定的抵抗者，令他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：槍桿子裏可以出政權，但是，光靠槍桿子絕對維持不了政權。朱元璋曾說的“自古胡人無百年之國運”，如同一把詛咒之劍，懸掛在他和滿清的頭上。為豐厚的戰利品和奴隸而歡呼的八旗將士，可以不去思考這些，而他，作為7歲小皇帝順治的攝政者和這個新帝國的締造者，卻不能不想得更遠。
於是，在“留發不留頭、留頭不留發”的血腥“薙發運動”的同時，一場寧靜、柔和而浩大的政治改革，在新帝國中開始推行，而這將徹底改變這個帝國的國運。
中國的讀書人只需要出路、農民只需要活路，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話，他們並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鑾殿上的人是誰。
新任浙江總督張存仁，原是明朝的寧遠副將，隨祖大壽降後金(清)，此次隨多鐸進攻江南，佔領江南後，被任命為浙江總督。
張存仁親身經歷了江南的慘烈戰鬥，見證了江南人的“玉碎”式抵抗，深有感慨。他給中央上書分析道：抵抗者主要是兩種，一是讀書人，二是農民，而要應對這兩種抵抗者，靠槍桿子絕非最好的辦法。張存仁提出了兩種“不勞兵之法”，這就是“開科取士”和“薄斂勸農”。他在奏摺中說：“開科取士，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，而從逆之心自息；行鐲免薄稅斂，則力農者少錢糧之苦，而隨逆之心自消。”從這份奏摺看，這員背叛大明王朝的將軍，有著相當的政治敏銳性，清晰地看到了：中國的讀書人只需要出路、農民只需要活路，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話，他們並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鑾殿上的人是誰，“叛逆”者就會少。
大清帝國改革的總設計師、時年48歲的內三院大學士範文程，也同時上書指出，只要抓住了士人這一“精英階層”，就能贏得民心，而抓住精英階層的辦法，就是通過科舉，擴展其進入政權、分享政權的途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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